●“多年来，我对美国人文学术某些领域学术严格性标准的明显下降，颇感不舒服。于是，为了检验流行的学术标准，我决定实施一个朴素的实验。”
●表面上它反映出人文学者不可能了解那么多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但当一切还原为话语、解释、语境、主体间性、社会建构之后是否就不再需要严谨的论证？
●“如果科学仅仅是我们同意称之为真的所谓社会的约定，我犯不上将我一生中大量美好时光花在这上面。”
●索克尔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充分暴露人文学者与科学学者之间的分歧，从而促进他们之间公开而坦诚的对话，为他们的沟通作好基础性工作。
●应当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文化流派，构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新文化，当前迫切要做的是整合人文与科学的分裂。
对后现代思潮有研究的专家，可能看过《社会文本》（SocialText）这个杂志。它1978年创刊，是一部关于文化和政治分析的学术季刊，编辑成员包括纽约市最有影响的一批学者、批评家、艺术家和作家，他们自以为秉承了广义的左翼政治传统，这些“文化精英”大多接受现在在中国学界竟然也时髦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观点。《社会文本》共有14个编委，罗宾斯（B．Robbins）和罗斯（A．Ross）共同担任主编。最近几年此刊物出版了几个专集，分别讨论生态学、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激进民主和全球重构等，1996年春夏合刊（＃46／47）开辟了“科学之战”（ScienceWars）专栏，刊出了一篇长达35页的论文《跨越边界：通向量子引力的变换解释学》。作者是纽约大学物理系数学物理学教授索克尔（AlanSokal）。三周后索克尔在《交流》（LinguaFranca）杂志发表解谜文章《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彻底否定了前面的论文。当然不是因为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变得迅速而捉摸不定，原来作者只是想试探一下《社会文本》，故意投其所好，有意模仿后现代“行话”，装出对科学批判很在行的样子，撰写了一篇纯粹胡说八道的所谓研究论文，而杂志社堪称学界精英的后现代学者（杂志社编辑）竟一无所知，反而认为论文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正式发表出来。
此学术丑闻一经曝光，立即引起学术界、科学界、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两种文化”（指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迅即白热化。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印度、比利时等地报刊纷纷就此“索克尔／《社会文本》事件”连续发表多篇评论。相当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当然还有记者和广大因特网（Internet）爱好者，参加这场讨论，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S．Weinberg）。物理学家索克尔当之无愧成了文化名星。
索克尔，一个研究临界现象和量子场论的物理学工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这种恶作剧是否违反学术道德？这种精彩的社会学实验结果说明了什么？人们是如何评论的？后现代的科学批判是否因此而遭受严重挫折？索克尔事件对于“两种文化”之争起了什么作用？启蒙、后现代与文化政治中的“左派”是什么关系？
人们也许立即觉得：是不是小题大作了？世界上每天发生着数不清的恶作剧，索克尔事件充其量说明《社会文本》审稿不慎，被人愚弄了。但这种简单的解释与事实不符，也低估了物理学家索克尔的明确动机。索克尔是位科学家，以前在尼加拉瓜大学教书多年，后到纽约大学物理系任教，研究领域是临界现象和量子场论，曾与同事合著《随机行走、临界现象与量子场论初步》（Springer，1992）。业余时间，索克尔十分关注科学哲学和文化批判。“多年来，我对美国人文学术某些领域学术严格性标准的明显下降，感到颇不舒服。”但是他同时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位物理学家，办事讲求逻辑、理性和经验证实。“于是，为了检验流行的学术标准，我决定实施一个朴素的实验，尽管公认是一个未加控制的实验：这家领衔的文化研究期刊是否会发表一篇它看起来不错又迎合了编辑意识偏好的掺入了胡言乱语的论文？”索克尔于是于1994年11月28日向《社会文本》提交了一篇迎合后现代观念、努力化解科学客观性的“论文”。主编罗斯认为不错，于1995年5月13日又让索克尔做了一定的修改，并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正如前面提到的，《社会文本》主编们没有识破计谋，竟将这篇冠冕堂皇（实则错漏百出）的“学术论文”正式刊登出来。
事后索克尔承认文章完全是故意捏造的，《社会文本》的编辑起初仍然不相信。索克尔于是得出结论：不幸的是，这些人文学者的学术水准的确不佳。
索克尔提交的论文大量断章取义地引述了知名科学家（如玻尔、海森伯、贝尔、闵可夫斯基、爱因斯坦、玻姆）的言论，也十分内行地转论了后现代文化大师（如利奥塔、拉康、德里达）论科学的精彩片断，还恰当地指出了当代十分活跃的社会文化研究精英们（包括《社会文本》的主编、编委们）的研究成果。所使用的语言完全符合规范，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破绽，为此索克尔还真下过一番功夫。
但是论文的好坏不取决于形式，甚至不单纯取决于它的结论（索氏的结论当然是《社会文本》求之不得的），而主要取决于内容、论点与论据的组织方式。索氏论文长达35页，列有217篇参考文献（个个准确无误，没有虚构），此外还加有109个注释（条理清楚）；此文开始是一段序曲，说明本文的动机（不是真实动机！）在于阐明社会文化批判对于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有重大作用，客观知识和独立于人存在的客观对象的概念应当抛弃。接下去列出6个小标题：1）量子力学：不确定性、互补性、不连续性和间性（interconnectedness）。2）经典广义相对论的解释学。3）量子引力：弦、编织或者形态发生场（morphogeneticfiled，新时代术语）。4）微分拓扑与同调（homology）。5）流形理论：整体与边界。6）跨越边界：通向一种人文科学。最后是“致谢”。
索氏试验论文的荒谬性在于三个方面：1）有意掺进了大量常识性错误，有点数理知识的人，甚至中学生，也能识别出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认为复数理论是最新数学成就，将量子系统中的“不可对易性”等同于“非线性”，认为圆周率和万有引力常数的数值也可以随着新的科学发现而变化，认为拉康的心理分析推断被量子场论所证明，数学集合论中的相等公理类似于女性主义（feminist）政治学中的同一（homonymous）概念。2）全文几乎没有论证，到处是一些自信的断言。论文虽长，但除了谁说谁说，还是谁说谁说，除了论点就是结论。这也许符合某种“主义”的文风。3）乱用时髦的科学名词。如相对论、多维流形、浑沌理论、突变理论、隐变量、普朗克尺度、引力场、微分拓扑、弯曲时空、超弦、对称二阶张量、同调群等。文章虽然没有一个数学公式，但堆砌了如此多的科学术语，面貌可敬，难怪《社会文本》丧失判断力。
索氏的“论文”讨论的是理论物理学的成果（如量子引力）与时髦的文化批判理论（如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社会文本》编辑们对现代科学，甚至传统科学，完全是外行，他们看重的仅仅是自己喜欢的结论，因而完全相信索氏论文的坚实性。
表面看来这仅仅是由于知识爆炸，当代人文学者不可能了解那么多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实际上这道出了一个显见的事实：当一切还原为话语、解释、语境、主体间性、社会建构，任何论点就不再需要严谨的论证，自信和伪装出来的博学便是一切。《社会文本》主编本可以就索氏的论文，征求科学家意见，但他们没有，他们很得意，他们相信他，相信他的诚实。实际上他们总是以学术精英自居，丝毫不怀疑自己的眼力。当肥皂泡越吹越大时，危机是潜伏着的。
《社会文本》两位主编罗宾斯和罗斯迅速在《交流》杂志上对索克尔的行为作出反应，索氏正是在此杂志上公布秘密的。文中谴责了索氏的欺骗行为，认为这违背学术规范，同时也对《交流》杂志事先未与同行通报一下就将索氏的文章刊出表示遗憾。此外两位主编还作了一些说服力不强的辩解：如本杂志不采用审稿制，主编事先也发现索氏的文章是拼凑的，假如此文章出自人文或社会科学学者之手，可以认为它有点过时了，但考虑作者是位物理学家，于是就刊出了。
索克尔接着又给《社会文本》投去一稿《跨越边界：跋》要求发表，遭到拒绝。此文最后发表在《异议》（Dissent）杂志1996年秋季号上。在此文中作者进一步指出自己的深层动机：为“左派运动”寻找合适的方法。他说：“我承认，我是一位不害臊的老式左派人物，我很怀疑解构如何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我是一个墨守陈规的科学家，我天真地相信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也相信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我的职责就是去发现其中的一些真理。如果科学仅仅是我们同意称之为真的所谓社会约定，我犯不上将我一生中大量美好时光花在这上面。”
1996年10月30日索克尔在纽约大学作演讲（最后以《寻求理性、证据和逻辑》为题发表在《新政治学》杂志1997年冬季号上），再次强调自己对左派运动未来的担忧。他认为自己的深层动机不是为科学辩护，而是基于美国学术界的左派运动日益脱离社会实际，沦为晦涩的语言游戏，从而对左派的发展有危害。
1997年8月1日索克尔受特别邀请为《建筑在沙滩上的家园：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神话曝光》（N．Koertgee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撰写专稿《＜社会文本＞事件证明了以及没有证明什么》。篇首引用了劳丹在《科学与实在论》中的一段话。索克尔说：“我承认有些难为情受邀为这部关于科学的历史、社会学和哲学的文集写一篇介绍性的文章。我毕竟不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我仅仅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对科学哲学有些业余爱好，对于清晰地思考问题或许还有点朴素的技能。所以，《社会文本》的发起人之一阿罗诺维兹（S．Aronowitwz）称我学识浅薄、是个半文盲，绝对正确。”他解释说，尽管他的举动可能带来一些伦理学问题，但他的动机和所尝试的实验是完全严肃的。可贵的是索克尔在此文中还对科学社会研究究竟应该考虑哪些问题，以及怎样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家群体的期望。
索克尔与比利时科学家合著的一部书《知识赝品》在法国出版，引起后现代之乡学界强烈反响，目前索氏正在准备此书英译本。
这是题外话，我们还是看看国外学术界如何评论此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1996年8月8日在《纽约书评》上写了一个优美的长篇评论《索克尔的戏弄》。他说此事件使人想起学术界其他一些有名的欺骗案件，如由陶逊（CharlesDawson）制造的辟尔唐人（Piltdownman）伪化石事件和麦克尔逊（JamesMacpherson）导演的伪凯尔特人史诗《奥西安》（Ossian）事件。区别在于索克尔为的是公众利益，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学术标准的下降，他自己主动揭穿欺骗行为。而那两起事件是有人为了私利故意做伪，并由别人加以揭露的。温伯格说：“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误解的鸿沟看起来，至少像斯诺若干年前所担忧的那样宽。”（斯诺1959年5月描述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作者注）。
美国奥林比亚市的莱顿（DavidLayton）1996年给《交流》杂志去信说：“我很高兴看到有人证明文学理论皇帝没穿衣服。对我这样一个相对新式的人文学者而言，只是在近来才接受了这个强烈的、辛酸的教训。我当初追赶学术潮流，在我的学位论文中激动地证明后现代幻想如何显示了科学话语的文化建构性。但是当我读了更多的东西后，认识到攻击科学话语的后现代思想者们根本没有思考，只是在玩概念游戏。同索克尔一样，这种怀疑导致我的思想转向。”
《社会文本》创始人之一阿罗诺维兹在1997年冬季号《异议》杂志上为《社会文本》辩护。他说，索克尔也许不该选择《社会文本》作为攻击对象，难道他真的以为此杂志的编辑们都拥护解构主义，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性，并且反科学吗？如果真的如此，他或者误读了创刊17年之久的这家杂志，或者他的选择相当任性。“他（索克尔）相信理性、逻辑和真理完全是不成问题的。他有一个持久的信念：通过严格使用科学方法，自然就会得出无偏见的真理。按照这个教条，存在‘客观真理’，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转，引力存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自然定律。所以索克尔从来就没有考察证据或者事实的本质，只是简单地接受它们，如果它们是通过称之为‘科学’的领域的某种算法推导出来的。”
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科学哲学教授、女性主义者凯勒（E．F．Keller）认为，《社会文本》主编的辩解苍白无力，只能使事情更糟糕。从事后现代科学研究的学者所做的严重脱离实际需求，当真理、客观性、科学证明的有效性被化解后，学者们便没办法区分学术质量。
英国杜海姆大学社会学、社会政治教授富勒（StevenFuller）说：“作为《社会文本》的作者之一，我必须承认当初我并没有发现索克尔的诡计。相反他在文化研究中的博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时想：如果这位物理学家更多地了解他自己领域的历史，他就不会陷入充满后现代套话的散文中。”富勒于是诊断出，索克尔是未受物理学历史教育的牺牲品，此人过分相信文化研究的激进主张，而不了解自己领域前人（如迪昂、彭加勒、赫兹、马赫等）所做的研究。
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内格尔（ThomasNagel）和玻赫西安（P．Boghossian）认为：“索克尔事件提出的中心问题不是科学的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是否合法的问题，而是今日在‘文化研究’旗帜下松散地集合起来的学者对所从事的工作是否胜任的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莫莱蒂（FrancoMoretti）教授特别反驳了《社会文本》两位主编的解释：“《社会文本》并未提供充足的理由，而是求助于各种维多利亚式的虔诚（‘欺骗’、‘伦理的破坏’、‘不负责任’、‘良好愿望’、‘忏悔’），以求驱除索氏的戏弄。来吧！你是一家学术争鸣性的期刊，并开辟了‘科学之战’专栏。放下你的架子，接受事实，只有这样更有趣的讨论才能开始。”
显然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胜负一时难有公论。实际上，重要的不是哪一方胜利，显示哪一方更高明，让哪一方丢尽脸面，而是通过此次公开、坦诚的直接对话，真正暴露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歧所在，为它们的沟通作好基础性工作。这也正是这次空前文化大辩论的意义所在。
前面提到，索氏恶作剧有两层目的。索克尔本人在多种场合自称是政治上的“左派”，同情工人阶级，他曾在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下的大学执教多年。在政治立场上他与诸多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因为《社会文本》的一些创始人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索氏认为他与那些人文学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左派运动的策略和方法所持的态度。索克尔认为人文学者所采取的解构办法，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使主观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泛滥。
索克尔事件给人什么教益呢？是否就据此大加攻击人文学者，进一步加剧本来已现裂缝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科学界是否一如继往地指责人文学者缺少基本的自然科学素养从而应当从中学课程补起；而人文学者是否继续指责科学家没有文化、只顾拉车不会抬头看路、死脑筋走到底、成为社会政治的牺牲品？
这种看法太陈旧了，人们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弱点：知识分子窝里斗，不能团结起来，从而不能在社会上扮演一种起决定作用的独立的角色。曾记否，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最在行。
对于《社会文本》事件，存在这样一种假象：以为此番争论可化归为“左翼反科学派”和“捍卫传统价值的科学派”之间的争论。“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上的左翼未必与反科学有必然联系，同样传统价值的捍卫者也未必与科学更接近多少，有时恰恰相反。”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凯勒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
回到中国现实，在世界之交，中国的文化争论潜藏如下几个线索：启蒙派、国粹派、保守派和后现代派。这种划分可能过分简单，但大体上没错。这几年，在学术界最流行的是国粹派和后现代派（请不要对号入座，这里的分类十分笼统，未必适合某一个具体学者），这可从出版物的数量以及所举办的学术会议次数、规模得到验证。但是这两派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国粹派缺少科学精神，并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分析地一味宣称下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后现代派脱离中国实际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知识阶层的话语形式，同时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其反科学传统，此外作为边缘性的后现代，砸罐子容易造罐子难，它处于边缘时总是合理的，当其向中心挺进时，它的意义和生命力就完蛋了。
要建设民主、富强、可持续发展的新中国，文化领域这几派单独哪一支都不能胜任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同时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文化流派，构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新文化。当前迫切要做的是整合人文与科学的分裂。（感谢索克尔提供文献帮助，并同意使用图片）。
注：因特网上有198730条相关信息，请看如下网址：
http://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index.html。索克尔（AlanDavidSokal），1955年1月24日生于美国麻省波士顿，现为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研究领域为量子场论、统计力学、计算物理、多聚物物理。198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已发表专业论文80余篇，从1996年起用英文或法文发表文化争论文章18篇，出版法文版专著一部：《知识赝品》。
索克尔教授通信地址如下：AlanSokal/DepartmentofPhysics/NewYorkU?niversity/4WashingtonPlaceNewYork，NY10003USA/sokal@nyu.edu
